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琅琊山摩崖石刻及碑刻巡礼，在这个系列里，我们将陪伴大家一起去观看藏在琅琊山中的一方方刻石作品，去慢慢品味石头上的岁月，去体会笔墨背后的家国情怀和山水里的人生哲思。今天的第一篇，我们推出的是琅琊山摩崖石刻及碑刻群中最久负盛名、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刻。

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刻

庆历六年(1046年)，因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而遭到攻讦被贬滁州的欧阳修登山遇让泉胜景，郁结顿消。念及滁人缺休憩之所，他就地取材筑亭，常与友人宴饮，自号“醉翁”，作《醉翁亭记》寄情山水、彰显“与民同乐”初心。

两年之后，滁州当地书法家陈知明将文章书丹刻石于醉翁亭旁，是为《醉翁亭记》的首个刻本。元祐六年(1091年)，旧碑磨损，知州王诏为重现《醉翁亭记》的文化风采，请欧阳修门生苏轼重书。此时，已历经宦海沉浮的苏轼对于恩师当年的心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共鸣，他斋戒三日挥毫，笔锋遒劲，尽显赤诚。苏轼手书被带回滁州后，王诏立即命工匠刻石立碑于醉翁亭侧，此碑高236厘米，宽130厘米，既有欧文的文气，又有苏字的骨力，成为琅琊山摩崖石刻中的珍品。

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刻拓片·滁州市博物馆馆藏

苏轼所书《醉翁亭记》，是其书法成熟期的典范之作，兼具法度与性情，尽显宋代文人书法的精神内核。笔法丰腴浑厚却不失骨力，笔画间提按转折从容自然，线条粗细变化富有韵律，既没有唐楷的森严拘束，也摒弃了时人的刻意雕琢;字形大小错落、疏密有致，看似随性挥洒，实则暗藏章法，每一字都透着灵动洒脱的气韵;章法布局疏朗匀称，通篇气息贯通。相较于他早年书法的锋芒与晚年的苍劲，这幅作品更显平和温润、圆融醇厚，是文学意境与书法艺术完美融合的传世范本。这篇由恩师创作的名篇，经他的笔墨演绎，更成为文坛与书坛的双重瑰宝。

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刻拓片·滁州市博物馆馆藏

欧文苏字《醉翁亭记》书丹碑刻之后，“天下莫不传诵，家到户至，当时为之纸贵”，感触最深的应该是琅琊山里的僧人。由于《醉翁亭记》在亭畔刻石立碑，全国各地的人都来欣赏，求取拓本，以至寺中存有的毡子全部被用来打碑还不够，连僧人们睡觉用的卧毡都不得不贡献出来满足人们拓印的需要。前来求取拓本的除了读书人，还有不少游走四方的商人。据说，他们随身带着《醉翁亭记》拓本，贸易运输沿途遇到关隘，就把拓本赠送给负责的官员，可以得到免税的待遇。

崇宁三年(1104年)，元祐党祸起，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刻遭禁毁，仅有少数拓本留存。明洪熙元年(1425年)，时任南京太仆寺卿赵次进得完整拓本，筹资重刻。但此碑刻或因拓本细节差异、刻工技艺不高，存在部分文字失真，且长期未能得到妥善保护。到了正统二年(1437年)，时任滁州知州陈琏根据自己所得更为精准的旧拓本与之前的残碑比较核对，重新完善细节，复刻欧文本意与苏书神韵。此碑刻成为后世清代重刻与现代复刻的核心底本。清代在康熙、乾隆、嘉庆时期，三次续刻补损。1982年，琅琊山管理处按照原规格复刻，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这方“欧文苏字”碑仍立于醉翁亭宝宋斋，历经千年风雨，见证着欧阳修的坚守、苏轼的情谊与文脉的不息传承。

元祐党祸：北宋后期新旧党争引发的政治迫害事件。哲宗时新党复辟，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蔡京等新党官员将反对变法的旧党列为“元祐奸党”，立碑贬谪、禁锢仕途。苏轼作为旧党核心屡遭贬谪，晚年颠沛，诗文遭禁，政治理想破灭，加剧了北宋政局内耗。